爷爷去世已经六年了，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多悲伤，因为很小的时候妈妈不厌其烦地对我讲：你爸本应是“国家干部”，就因为你爷爷不管他，所以咱家现在还在农村！

　爷爷出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时曾祖父是方圆百里的名老中医，家道比较殷实，所以爷爷能够上“私塾”，13岁时又到信阳市（现在的信阳市浉河区）上了几年洋学堂，应该算是现在的初中毕业吧。解放初期，国家百业待兴，急需有知识的人，听爸爸说，那时候国民党在地方上还有一些残余，如果是共产党的人有可能被暗杀。爷爷是家中的“独苗”，曾祖父死活不让爷爷参加共产党，爷爷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跑到县里，找到共产党罗山县委，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因为爷爷上过洋学堂，会认字，就留在县委里工作了。1952年，县里成立了检察署，隶属于潢川专区分署，爷爷就正式的调入检察署工作，成了“国家的人”。老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吃皇粮的”，当时一直反对爷爷参加共产党的曾祖父在乡亲面前逢人便炫耀自己有眼光，将自己的“独苗”送到县里当“大官”。

　 听爸爸说，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爷爷背着被褥回到家里，说是不干了，这让曾祖父慌了神，连忙问情况，爷爷就是不说，谁知第二天天还没亮，爷爷就让几个人带走了，说是县革委会的要调查情况。过了几天，爷爷才回来，说是让县里给开除了，曾祖父一听就来气，将爷爷大骂一顿：说是不好好听领导的话，让“公家”给赶了回来，给自己丢脸。骂归骂，之后让爷爷学起了家传手艺——中医，当时爸爸已经三岁了，奶奶是村大队支书的女儿，算是“干部家庭”的子女吧。

  在爷爷学医的几年里，日子并不好过，白天红卫兵将爷爷拉到乡里大街上“游斗”，戴上高高的帽子，上面用大大的毛笔字写着“反革命”，夜晚不是写检讨就是上“学习班”，当时爸爸已经上初中了，只因为爷爷的原因未能当上“红卫兵”，如今爸爸一谈起这些事就哈哈大笑说：当时挺痛苦的，就如同现在学校的差等生。奶奶当时没有受她父亲、村大队支书的影响，爷爷被批斗到那里，奶奶就跟到那里，牵着我的爸爸，我的二叔，还有三个姑姑，一家人去面对红卫兵的批斗。奶奶的父亲看到爷爷的状况，逼着奶奶和爷爷离婚，奶奶就是不同意，死死的守着这个小家。这时的爸爸也跟随着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回到了农村务农，这一去就是一辈子了。

　 1978年冬天，县里又来了几个人，是爷爷的以前的检察署的同事，几个人拥抱在一起，高兴的哭了起来，因为检察院重新组建起来了，让他们回去上班，送走同事后，曾祖父和爷爷谈了一夜，听爸爸说，当时爷爷思想上也有些动摇，想在家接着学医，等到让奶奶拿主意时，奶奶却坚持让爷爷到县里去工作，奶奶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变了，该是发展的好时候了。我一直纳闷，奶奶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有这样正确的眼光。爷爷进入罗山县检察院工作后，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81年调到信阳地区河南省检察院分院工作。

　 八十年代初，爸爸有了我，妈妈是同村的农民，听妈妈说：爸爸当时是“狗崽子”，谁也不愿意跟他，可是妈妈觉得爸爸老实，就喜欢上了爸爸，这也让我一直非常痛苦，在那个“商品粮”非常时髦的年代，我因为不是“商品粮”而矮人一头。妈妈说：就是因为爷爷太耿直，在地区里工作，有好几次可以将爸爸转成干部、进城的机会，爷爷都让给了别人。

　 爷爷去世的第二年，我通过全省招录进入了新县检察院，也成为了一名检察官，让是农民的爸爸象曾祖父一样在乡亲们面前炫耀了一把。

　 前段时间，信阳市检察院的几位同志到新县检察院来办案，工作之余谈到如今检察机关的变化上，其中一位同志说到一件趣事：八十年代初，当时检察机关的工资还比较低，市院法纪科（现在的反渎局）科长老杨家里孩子比较多，老伴又没有工作，农村还有一个当时未能回城的儿子，也需要照顾，日子过得比较拮据。老杨科长从没有买过新衣服，一年四季总穿着单位发的检察服，但洗的干净，熨的笔挺，看上去挺精神的一个人，一次省院法纪部门的工作人员下到市院办案，看到老杨的样子以为老杨家里条件比较好，决定中午“撮”老杨一顿，在那个年代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谁知一行人到老杨家后，看到老杨家的状况，中午居然在外面的饭馆里请老杨全家人吃了一顿，临走时又凑了几十元钱硬塞给了老杨。说到这时在座的几位老检察人员欷歔不已，感叹那个年月，国家正在发展，检察事业刚刚起步，每个人浑身都有使不完劲，拼命的干工作，总想挽回“十年动乱”中失去的岁月，不讲条件，不求待遇。

　 当时我眼眶一阵发酸，老杨正是我的爷爷，记得儿时，妈妈没事就把我抱着到市里找爷爷，不是让爷爷帮爸爸转成“吃皇粮”的人，就是向爷爷索要钱物。爷爷总是高兴的抱着我，离开闹成一团糟的家，到街上躲清闲。有时掏出几毛钱给我买个书包，有时掏出几个分币给我买糖果，让我在市里开开心心的玩一段时间。然而从市里回去之后，妈妈一边清理从爷爷家拿到的东西，一边说爷爷的坏话：在市里当那么大的“官”，那么有钱，每次去却什么都不给。

　 如今，我在检察机关工作，工资、待遇比起爷爷当时好多啦，我工作之余可以买套新衣服穿，更可以吃的起“饭馆”，然而爷爷那种一身正气，安于清贫的精神，却是我一生又怎能比得起的。